章)力去生产，反而加剧了他们的包袱。
“没有大牲口，种20亩好地都吃力，何况有的人家分得地差，要种三四十亩！”管帐说，“许多人为了图省事，就种不大需要伺候的红薯、杂粮。为了这分地的优劣，村里不少人有意见。要凭据我们故乡的习惯，好地坏地水田旱地，一亩的巨细都是不一样的，反而要公平些。”
关于这个情况，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村干部和村民反响，看来我们事情中“拍脑袋决定”照旧太多了，对实际面对情况的庞大性预计不敷。
除了分地面积上的问题，农民的小我私家积极性没有充实变更出来，许多移民不熟悉稻作生产，而天地会不组织生产他们熟悉的小麦、谷子、高粱，也不提供相应的种子和技能指导，许多农户就采取粗放式的种植，产量很低。
管帐说移民一开始有怪话：种了一辈子地，现在还要几个南蛮子来当夫子，教自己种地。现在怪话少了，但村民照旧很想种小麦。
这些鲜活的情况提醒我，移民的教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农村事情要从实际出发，分类指导，不能一刀切。尤其是每亩地的实际面积并不一样这一点，更使我体会到农村的数字见解有较大弹性，甚至可以由村里人约定俗成。这一点不切合标准化，但在农村简直有一定公道性。如何能分身到公道性又能对峙标准化，看来是一个磨练我们执政能力的课题。
户籍档案因半年没人查察，许多页粘到了一起。我翻来翻去，看不出农村人口的活动，撤除生育和死亡人口，建村以来都没有变革。但详细一探询，有十几个农民已招工去了临高和琼山，不在本村居住了。因为没有迁徙户口，户籍档案未能实时准确的反应。
接下来我走访了村里的几户人家，第一户是村管帐，他家里有5口人，3个女孩，大女儿二女儿是妻子再醮带过来的，只有小女儿是在本地出生的。这样的重新组合家庭在各个移民乡村里是许多见的。
他家分了30亩地，有水田有旱地，甘薯年亩产500多斤，水稻年亩产300来斤，加上当管帐的补贴，在村里算是好的。因而家里有较多的日用产业品，吃粮中的细粮比例也高一些。
从管帐家出来，我又顺路随机走访3户农民。其中一户中年两口子带两个儿子，大儿子20岁了，年前在甲子煤矿打工肩部受伤后病退回家，如今在家务农，因为干不了重活收入受到很大影响，没钱也娶不上媳妇。小儿子最初在家，去年招工去了三亚，但也积不到什么钱，春节前回村是白手进家门。老两口现在的最大希望是是两个儿子能找到媳妇－－却因为彩礼问题希望迷茫。
这个家庭的境况，是农村的一个小小缩影。以前我也视察过一些农户，多数出去打工的未婚年轻人，经济上对怙恃险些没有什么资助，自己能立室立业就算不错。不问可知，农民收入翻番的“账”还要重新算算，切不可盲目乐观，要采取多渠道综合增收的步伐。(未完待续。)